近期，有关经济周期的讨论如火如荼。一方面有学者鼓吹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周期”，同时亦有不少学者表示应慎言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两者似乎各有逻辑。那么，经济周期到底具有怎样的运行规律？从纵向历史和横向的比较来看，中国经济目前又处在怎样的方位？为厘清这些问题，9月7日下午，第96期中欧陆家嘴金融家沙龙特邀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王战教授专题解析“长周期与中国经济”，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教授与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东师大经济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袁志刚教授发表专题评论。本期沙龙由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主办，上海市一中院副院长汤黎明女士等嘉宾出席，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刘功润博士主持沙龙活动。
沙龙现场
主题演讲：
王战：长周期与中国经济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王战教授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王战作主题为“长周期与中国经济”的专题讲座，重点就长周期如何研判以及如何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两个方面作了阐述。以下根据王战教授演讲整理：
一、如何研判“长周期”？
在进入信息化社会后，对长周期的规律要有进一步地考虑和认识。“长周期”这个理论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杰夫提出来的，而后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观点。熊彼特在理论上把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也就是商品周期、设备周期和知识周期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清楚了，他还阐述了危机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往往一次科技革命创新前会有一次很大的“创造性破坏”。
今天我们之所以讨论“长周期”，是因为这些观点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又得到了验证。当今世界已经从工业化社会走向信息化社会，2008年以前是工业化助推信息化的阶段，而2008年以后实际上是信息化在引领工业化。经济学中的很多说法都是以工业化为前提的，但是现在已经是信息化在引领经济，我们的理论相对贫乏，有很多东西解释不了，于是我们现在需要对长周期的规律有进一步地考虑和认识。
长周期的阶段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有阶段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阶段性。资本主义发展的长周期被分作五个阶段：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825年工业革命第一次出现了过剩危机，在英国产生第一次危机；到18世纪70年代产生了同步性危机，也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变成了“传染病”；到1929年大萧条差不多又是50年；再往后就是到了70年代的滞涨；接着是2008年危机以后所处的时代。这五个阶段实际上完成的是自由经济到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个世界市场，然后到垄断竞争和金融资本主义市场。如今生产过剩已经不是仅仅表现在产品过剩，这个世界周期表现为双过剩，一方面是产品、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金融产品的过剩。1997年的金融危机是对冲基金引起的，2007、2008年是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的，这都是金融工程的产物，金融工程产生了利用信息技术在某种角度可以脱离实体经济以钱赚钱的可能。在经济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现象可以解读为，资本主义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华尔街现在不完全是属于美国的，实际上很多跨国公司都注册在开曼群岛了，国家主权和这些公司的利益已经产生了分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长周期的角度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个阶段是中国工业化初始积累的阶段；第二是1979年到2008年，这大约30年可以界定为城市化积累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推动了城市化的进步发展；第三是到2049年，这是一个创新积累阶段。
二、长周期与中国经济的关系
长周期有繁荣期和衰退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得到这样好的发展，不仅是因为我们找对了一条路子，还在于整个外部环境处于一个长周期的上升时期，一个相对繁荣期。在这个相对繁荣期当中，我们实际上得到了两次大的机遇。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欧美国家进入一个成本竞争的阶段，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他们把重化工和一些轻化工的产业外放，加上我们的开放政策，内外因相互起了作用。第二次是在90年代的早中期，也是上海经济起飞的阶段，这时已经不是纺织、重化工了，而是惠普、英特尔这些企业纷纷开始进入中国。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阶段，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在长周期当中抓住了世界经济相对繁荣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实际上已经进入为期20年左右的相对衰退期。在长周期当中，相对繁荣期和相对衰退期都有机遇，关键是如何在不同时期都能抓住机遇。我们很多干部学者还在延续相对繁荣期这样的一种路径依赖下做事，结果我们在中西部就看到很多“空城”、“鬼城”。但是，在这个相对衰退期当中，我们还有一个机遇，这个机遇主要是创新驱动的机遇，“危机是哥哥，创新是弟弟”，没有危机就没有创新。
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从某种角度讲是我们为供给侧改革开的方子，甚至是能使世界经济获得动力的一个方案。“一带一路”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这是我们在长周期的相对衰退期当中找到的一个正确的路。这条路讲到底是国内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业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能够保持这样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要求高一点还有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其中。“一带一路”还会带来产品出口的机遇，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基本上已饱和，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空间非常之大。这就是在长周期当中，相对繁荣期和相对衰退期都有机遇，关键是如何在不同时期都能抓住机遇。现在是站在弯道超车的风口上，在信息技术革命的一些新业态方面我们已经领先了，大部分还是在跟，还有些是落后的，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迹象，比如在量子通讯、大飞机制造、航天领域、军事工业上的很多方面都在往前赶，说明我们整个势头是比较好的。
三、多关注金融创新问题
关于最近热议的ICO问题，王战认为，区块链技术可能就是今后数字金融的一个技术基础，我们对区块链的认识要清晰，不能把它一起扫地扫掉了。最近日本和英国对区块链、比特币等等非常重视，事实上目前并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创新性破坏，是一个好的东西往往以一种坏的面貌出现，因为我们没有适应它的管理模式和市场模式，到达数字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制度和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达到。整个金融领域脱实向虚的现象在一点点扭转，但是还不能说风险已经完全过去了。在这段时间当中，金融创新更要关注的是“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只为创新提供金融的配套服务，这方面上海松江做得非常好，从一个企业登记注册一直到上市退出提供了一个金融链条，还有包括金融本身的科技，金融创新的问题；此外还要关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这些都是在当前金融创新当中必须要去破题的。
专题评论（一）
盛松成：经济周期当中可适时干预和调节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教授
盛松成表示，经济周期当中是否加以干预和调节是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区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基本还是沿用了凯恩斯主义。美国货币政策是走一步看一步，去年说要加四次息，最后只加了一次，今年说至少加三次息，3月、6月加了，9月份本来要加，现在不加了，12月份会不会加还是未知数。盛松成指出，短期调节的模式也造成了全球货币泛滥。为什么今天会炒房地产，明天会炒比特币，说到底就是钱太多，传统的经济学已经到了必须改造的时候。
针对我国经济结构发展方向，盛松成建议，除了强调制造业改革升级换代，服务业改革也非常重要。我国服务业和美国比还差得远，我国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当中所占的比重55%都不到，上海是70%。盛松成指出，上海的服务业领域有一点很奇怪的现象：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低，发达国家经济到一定程度以后GDP就高不上去很重要的一点是服务业高；上海正好相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高，这在全世界几乎是唯一的。这方面要好好研究，如果这样的话，上海把服务业进一步做好，上海的GDP也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专题评论（二）
袁志刚：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应慎言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
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东师大经济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袁志刚教授
袁志刚表示，人类长周期问题最早解决的就是劳动力问题。工业时代，机械化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力；现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化时代，劳动力将进一步被替代，工作岗位将大量消亡，可以编程的脑力劳动、审计、会计等将被取消，哈佛、耶鲁的网络公开课让只靠书本传授知识的教授将来也面临被替代。面对这一趋势，欧洲现在早走一步想的是社会共享工资，将来80%的人都没有工作了，就领一份共享工资，该干什么干什么，工作让精英去干，精英的工资不封顶。袁志刚指出，现在面对的更大问题是养老和社会福利问题。100年以前的养老保险设计的是假定人们退休以后活10年，但是现在人退休后能活40年，养老金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退休年龄必然要推迟。
中国的新周期在哪里？袁志刚指出，放到世界经济长周期环境当中，中国这几年最大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诸多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应慎言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我国的要素市场，如土地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到处有扭曲。中国银行现在是资产最棒的，因为大多是房产抵押贷款，而这背后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贷款都流向了房地产，资金就去不了创新产业。
袁志刚指出，中国将来的前进必须有几个大改革：国企大改革，地方政府大改革，税制大改革，以及农民的土地城市化。中国的新大陆就是城市化，13亿人都过上城市人的日子，这个过程中GDP潜能巨大。
沙龙主持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刘功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