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图书，乃金融思想的集萃。金融形势在变、金融政策在更新，获取专业、权威且最具深度的金融知识是每一位金融人的内在诉求。在2017年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发起“十大金融图书”评选活动中，经业内专家、资深媒体人、上亿网友投票，“2017年度十大金融图书”最终出炉，盛松成等著《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第二版）》赫然在列。
荣膺“2017年度十大金融图书”只是《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获得诸多好评的一个缩影。《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经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于2015年推出第一版即受到金融理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大众媒体、专家学人、读者体验等纷纷点赞，当时该书就被评为“2015年度金融版双十佳图书”。2016年度，该书获评“第一财经年度金融书籍”。
在京东按销量搜“货币银行学”，排第1位的是米什金的经典之作《货币金融学（第11版）》，排第4位的就是盛松成、翟春《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第二版）》，该书仅京东自营就有1200多条评论，好评度100%，豆瓣评分达8.8。
《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受到各界青睐，被认为是货币领域国内最为权威系统的专著之一。尽管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正逐步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变为以价格型调控为主，但研究数量型调控方式在我国未来较长时期中仍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变化与主要经济金融指标，如GDP、CPI、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等都有较密切的关系。货币供应量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研究货币供给过程对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再版中不但修订了第一版前十章的部分内容，将统计数据更新至2015年末，还特别新增三章内容：第十一章“国际金融危机后非常规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第十二章“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给”；第十三章“央行数字货币与货币供给”。
《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既是一本专著，也可以作为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该书以货币供给过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的联系为主线，以当代西方主要的货币供给理论及美国和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为基本内容，对货币供给的基本理论和重要实践予以阐述和剖析，对于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思路和实践非常难得。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专门撰文推荐：《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兼顾理论与实践、国外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论述与数量分析，结构合理、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论述深刻、文句精炼，既是一本货币供给的专门著作，也可作为高等院校金融专业的教材。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金融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也在发生重要变化，相信该书的出版有助于广大读者理解货币供给的有关问题，也有利于我国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的实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一书对有关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和准确的阐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中国与国外经验相结合是该书的重要特点。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金融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央行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都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是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些变化的难得的参考书……总之，在我所涉猎过的国内已出版的货币供给问题著作中，《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是对西方货币供给理论剖析最深入，对中、美货币政策实践比较研究最翔实的优秀专著之一。它是政府部门的决策者、经济金融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表示，《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是一本少有的好书，对于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思路和实践非常难得。该书不仅研究货币的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探究中国货币供给多方面的特有情况和问题。从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到与中国特点有关的存款准备金管理，再到因应经济和金融新情况而产生的新工具和不同工具的组合，作者抓住要点，剥茧抽丝，令人不忍释卷。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平指出，《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一书阐释了作者在货币政策教研和实践方面的独到见解，也综述了各派观点之间的争锋，概念体系完备，行文论证严谨，特别是讨论了金融危机后国内外非常规货币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在利率市场化中面临的挑战，以及互联网技术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这本书达到了教科书和专著应有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对实务也有很强参考价值，属于上佳之作。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稻葵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主要经济体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该政策意外的影响力导致全球经济学界重新审视货币的本质以及中央银行的机制”角度出发，认为《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一书适逢其时。他指出，该书系统地梳理了货币的本质、货币创造的过程、以及中央银行的作用，总结了国际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深入研究中国的现实课题，探讨互联网时代的货币问题。该书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大时代的货币理论和实践的宝典，非常值得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以及金融政策和业界操盘者保有和持续研读。
附一：盛松成教授简介
附二：《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再版前言
去年4月本书出版后，受到金融理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中国金融出版社经考虑大众媒体的评价、专家学者的意见、读者的认知度和专业价值等因素，将本书评为“2015年度金融版双十佳图书”。我们对专家学者和读者的认可表示感谢。
本书受到的广泛关注，体现了社会各界对货币供给理论和实践的重视。尽管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正逐步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变为以价格型调控为主，但研究数量型调控方式在我国未来较长时期中仍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变化与主要经济金融指标，如GDP、CPI、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等都有较密切的关系。货币供应量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研究货币供给过程对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再版，我们删除了第一版第二章5-8节和第六章，对其余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将统计数据更新至2015年末，并新增了以下三章内容：
第十章“国际金融危机后非常规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非常规货币政策思想最早起源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流动性陷阱的理论之争。为应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通货紧缩和低利率困境，日本央行于2001年首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抗通缩和经济下滑。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先后实施了大规模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讨论进入新阶段。从非常规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的关系看，严格讲来，非常规货币政策并不直接扩大货币供给而是创造基础货币——银行准备金。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均能创造基础货币，从基础货币的来源看，只有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才能达到扩大基础货币的目的，如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且央行要实现量化宽松政策预定目标，还需将基础货币转化为货币供给，这既需要银行有贷款动力和能力，也需要市场有借贷需求。所以短期内量化宽松政策并不必然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大幅扩张。本章的分析显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美日欧等经济体的货币乘数大幅下降，量化宽松政策的确有助于稳定货币供给，由此避免货币供应量更大幅度下滑，从而起到防止通货紧缩和刺激信贷复苏的作用。
第十一章“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给”。人民银行从2010年年底起研究推出了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在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推出以来的五年多时间里，该指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目标。由此，社会融资规模与广义货币供应量一起共同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共同构成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二元机制。社会融资规模从金融机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发行方进行统计，从全社会资金供给的角度反映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货币供应量正好相反，它从金融机构负债方统计，是金融机构的负债，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提供的流动性和购买力，反映了社会的总需求。社会融资规模不仅能完整反映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也能反映实体经济通过不同金融工具融资的结构，以及不同地区、行业、部门融资结构的变化，从而避免货币供应量等总量指标所导致的结构数据缺失问题。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印证。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制度的建立，是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这是我国首次在金融机构的负债方之外，创造性地从资产方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涵盖范围最为全面的货币政策监测分析和调控指标。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第一次将资产方的指标直接地应用于货币政策实践。
第十二章“央行数字货币与货币供给”。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支付技术的进步，央行数字货币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笔者首先从货币本质、现代货币发行基础、货币政策与现代国家的关系等角度论证，央行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大不同，央行数字货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数字货币的技术创新无法取代央行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央行数字货币将提升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次，根据我国支付体系发展特点和各社会主体支付习惯，综合考虑可行性和有效性，笔者认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合理推广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先非现金，后现金；先金融机构，后非金融部门；先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后非银行金融机构；先单位，后个人。合理可行的推广有利于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可以更好地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助力普惠金融的全面实现。最后，笔者根据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路径，研究了央行数字货币将怎样影响货币供给，为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提供参考。
新增三章分别由陈少敏、李夏炎、蒋一乐根据我的思路，完成初稿，并由盛松成、翟春修改定稿。她们三位为这三章的撰写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感谢专家、学者们对本书提出的意见、建议，也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盛松成（201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