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4月9日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后，仅月余时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于5月18日重磅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应该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最新指引和系统部署，是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员令”。

市场化改革再出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针对计划和市场的问题，邓小平作了多次阐述，特别是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说法避开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桎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把计划和市场意识形态化的认识误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至关重要。尤其是，邓小平把生产力标准提到了核心位置，生产力标准以及做出进一步解释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恰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最根本的思想，这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

从“姓资姓社”争论的尘埃落定，到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直至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历经筚路蓝缕，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深化推进，渐入佳境，如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入了高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深刻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步入深水区。这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推动高质量发展亟待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上寻求更大突破，还存在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必须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基于此，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出台《意见》，宣示了中央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再出发的坚定决心。

《意见》部署了七个方面的改革任务，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要“把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公平竞争、要素市场化配置、宏观经济治理、财税金融、科技创新、民生保障、制度型开放等领域具有牵引作用的改革牢牢抓在手上”。

应该说，《意见》出台和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冲击关系不大，而是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要素改革等文件一脉相承，更多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内生诉求。在总结40多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和制度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意见》对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相关决策部署进一步细化实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作为重点，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

《意见》全文逾万字，囊括九大部分，涉及方方面面诸多领域，综观之，从内部、外部两大维度而言，可概括为“对内微观搞活”、“对外全面开放”的总体特征。

“微观搞活”有三层深意

微观搞活的一个根本前提，也是完善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

《意见》明确提到要更加重视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意见》中的很多方面，比如推动股票注册制改革、探索实行信用债注册管理制，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双向浮动弹性，都是为了降低对股票、债券供给以及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再比如推行全国一张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能够防范地方政府另外设置门槛，限制符合要求的企业准入。当然，文件也提到了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目的是为了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之处。

微观搞活的另一要义，是要激发多种经济形式和要素的“活力”。

一是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通过资本化、证券化、优先股、“混改”以及健全国企经理层的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等手段，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二是落实对中小企业和民企融资的支持，根本上缓解它们的融资难问题。比如，支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完善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健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

三是充分释放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比如，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资源清单管理机制，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和措施，发挥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再比如，在促进人力资源流通方面，文件增加了“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的提法，将进一步促进人口向“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城市群迁移，有利于区域经济体的更快发展。

再则，搞活的重要动力来自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
文件比以往更加重科技创新的作用，指出要全面完善科技创新体制，而且更加重视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比如，文件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更多支持企业承担科研任务”、“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企业创新，需要市场化激励，也呼唤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用于对企业创新的补助和奖励。有了创新的土壤，经济才有源头活水。

赋予“全面开放”新内涵

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基因，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面开放，具有三方面新内涵：

其一，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实质性大幅推进，在金融领域尤为明显。接下来中国继续加快对外开放，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文件提出“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建立健全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保护外资合法权益”等。

在逆全球化已经从思潮变为实际行动的背景下，文件明确表示，要“降低关税总水平，努力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出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和美国的贸易保护举措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加大对外开放，能够团结更多支持全球化的国家，也能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和市场化改革。

其二，实施更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要“建设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赋予其更大的自主发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管理权限。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同时，推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加强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的经济发展倡议、规划和标准的对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治理改革以及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及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其三，更自信、更纵深的开放领域。

文件指出，“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同时，加大西部和沿边地区开放力度，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东中西互动协同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