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实行开发开放的浦东，除了沿江一带有些工厂和居民区外，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凉。支持浦东干部群众创业的是激情，是情怀。记得开业典礼结束后，张肖行长说想到外高桥去看看。我们就沿着泥泞的小路开车过去，到那里已经很晚了。我们一行人，就蹲在荒凉的黄浦江边的一座小石桥上，听外高桥开发公司总经理阮延华同志介绍相关情况。当时外高桥什么都没有，阮延华就拿着一张地图描绘着保税区的美好远景，尽管冷风习习，但每个人心中都是热火朝天的。
工行浦东分行也一样，虽然营业大厅、办公场所都有了，但要实现我们提出的“全面的服务、全能的设施、全新的形象”的市场发展战略（简称“三金”发展战略），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全面的服务，就是既对本地服务也对外地服务，既提供人民币服务也提供外汇服务，提供全面的综合服务；全能的设施，主要指借用大型计算机提供金融科技服务，此外还提供ATM等金融服务；全新的形象，就是完全按照新模式新形式来开展业务，我们做了很多制度方面的改革。我们向浦东开发的拓荒者们学习，从头开始，在白纸上描绘我们的战略愿景。
在浦东分行的创业阶段，我们主要面临“三难”：通讯难、吃饭难、交通难。通讯难是在最初半年多时间里最让我们烦恼的。当时想办法从陆家嘴拉了一根电话线，因缺乏足够容量，我们只有五六条分机线路的小总机时时占线，有时三四十分钟打不进一个电话，真急人。再说吃饭难，由于办公场地有限，无法开办职工食堂，开始分行员工每日自行带饭，但很不方便，后来纷纷外出找地方吃饭。但在当时的浦东，找个吃饭的地方也不容易。工行浦东分行附近的招远路上，有人开了家“兰州拉面”小铺，简陋的桌子条凳就放在人行道上，下雨搭个破漏雨篷，可是那里每日中午挤满了银行员工，浦东管委会的领导赵启正、黄奇帆、胡炜，也经常出现在那里吃午饭。据说，拉面铺的老板赚得盆满钵满，还成为我们在浦东新设的保管箱业务的首批客户。最后就是交通难了，特别是来往浦东浦西之间的交通难，花费时间是最长的。1990年末的浦东，过江隧道只有延安东路、打浦路两条，共四根车道。
随着开发大军的涌入，原先空敞的双车道延安东路隧道开始塞车，隧道里熄火屡见不鲜。我有几次在烟雾弥漫的隧道里被堵四五十分钟，心急如焚。堵车风景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浦东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浦东开发的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再大的困难在我们的眼中都是可以克服的，唯有如何在浦东发展好业务，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当时工行上海市分行在包括黄浦、杨浦、南市区部分地区、上海县小部分和川沙县在内的浦东，只有少数几个分理处和1个川沙县支行，力量分散、覆盖面小。我们通过机构整体划转，分别成立了陆家嘴支行、高桥支行、周家渡支行及川沙支行，又新建了金桥支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和张江支行，同时，将原上海市分行按行业信贷一条线管理的上钢三厂、沪东造船厂、上海船厂、高桥化工厂、上海港机等一批地处浦东的大企业的业务，划归浦东分行管理，浦东分行的机构框架搭建起来，业务能力得到增强。到1991年年末，浦东分行人民币各项存款为16.7亿元，贷款26.4亿元。
工行浦东分行建立后，以建立现代化的新型银行为己任，树立新理念、大胆创新，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比如，我们最早给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家开发公司各200万元的启动资金贷款。创业伊始，三家开发公司无法提供符合贷款条件的资料和手续，我们大胆发放了当时鲜见的无抵押和担保的信用贷款。我们率先推行了信贷、存汇业务部门本外币业务一体化经营、营业网点本外币业务、综合业务一体化服务。再比如，当时国家对于国有银行支持外企的金融政策上并不明朗，但浦东开发开放后引进了大量外资企业，我们应需而变，建立了专职为外资企业服务的信贷科。从外资企业到浦东注册验资、寻地建厂时，我们就早早与他们接触，帮助他们开户，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大量跨国企业都成了浦东分行的新客户，从而浦东分行的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加快调整，业务重点转向大批技术先进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包括许多国有企业在浦东开设的合资企业。我们积极为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助推它们着力提升技术水平，迅速与国际接轨。可喜的是，至今仍看到它们在各自的行业里发挥着龙头作用。
其间，我们最具有创造性的举措，是筹措银团贷款，帮助上海广播电视局解决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的建造资金难题。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开始计划总投资5000万美元，其中4000万美元原考虑使用外国政府提供的混合贷款。不过后来国外贷款变卦了，为了建成这个浦东的标志性工程，上海市广电局领导龚学平大胆提出自筹、自建、自还的思路，决定用融资的办法来解决，并多次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和各商业银行的领导洽谈这个事情。后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为此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资金解决方案，与会商业银行就提出了利用国内银团贷款来替代国际融资，经过一番争论后这一方案被认同了。经过动员，当时有12家金融机构参加，工行浦东分行和建行浦东分行联合牵头，并由工行浦东分行担任外汇银团贷款的主牵头行和代理行。可当时，我们并没有银团贷款的经验，真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这个事情。不过巧得很，我与浦东分行信贷部经理到北京出差时，在王府井书店看到几本国内少见的讲银团贷款的专业书，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全买了回来，认真学习。之后，我们加班加点学习理论，查阅大量国外资料，终于把这个银团贷款的文本给拿了出来。那时大家都很重视这个事情，市广电局召开局党委会对我们的文本进行仔细研究，提出了18处修改意见，我们都谨慎对待，做好解释沟通。有意思的是，当时对东方明珠的财务分析中，分别按登塔门票每人每次5元、8元和12元测算，得出贷款还期分别为12年、7年及5年，当时中长期贷款的最长期限为8年，倒过来推算每人登塔的门票要高达12元，很多人不相信旅客会接受这价格。我们思考再三，最后出于对浦东开发前景的信念，通过了这笔贷款。4年后，东方明珠归还了这笔贷款，登塔门票也增至60元。这是工行牵头主办的第一个本外币银团贷款。它的创新作用和示范意义超过了项目本身。
后来，1993年浦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需要大量资金，当时浦东新区在建设“七路”工程，指同高路、汾河路、滨州路、东徐路4条新建道路和源深路、龙东公路、上川公路3条拓建道路工程。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很着急，他和副主任黄奇帆专门找我谈融资的事情。当时开展基建要有基建规模指标才可以，这需要国家计委批准指标并下达。浦东在开始的时候曾向中央提出过要大规模基建单列的设想，但中央在批复的时候没有给予明确意见。我们国有银行既要按规则办事，又要满足浦东开发的需要，怎么办？最后，我想到当时外汇贷款是没有规模限制的，可以尝试用外汇贷款来搞建设。我们找16家外资银行开个会，赵启正在会上作介绍说明，最终组织16家外资银行分行，组成三个共1.5亿美元的银团，帮助浦东新区建成了七条主要干道。外汇贷款是需要担保的，浦东新区找了久事公司做担保。令人高兴的是，道路贷款成功了，还符合当时相关规定。只是久事公司的担保应该纳入外债指标，当时的政策并不明确，之后新的政策补上了这一漏洞。此后浦东新区的银团贷款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内环线浦东段、浦东国际机场、轨道交通、上海中心大厦、上海迪士尼、富都世界、前滩项目开发等都通过银团贷款方式筹措资金。
通过银团贷款筹资建成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
这些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浦东新区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还对一些技术、管理好的中小型企业，在其创业初期给予鼎力扶持。如振华重工，当时快59岁的管彤贤到浦东创业，制作港口吊机。当他把产品做出来接到国外第一单生意，出口需要保单时，我们分行没有觉得他的企业太小太普通就拒绝，而是经过认真分析给他开具了保单，开创了工行对小企业开立涉外保函的先例。我们就是从最早的那么一单一单给他支持，伴随支持它成长为全球港机第一，我们也分享着他们成功的喜悦。
“三全”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了业务迅速发展。我记得当时的办公大楼和营业厅里，熙熙攘攘像赶集般地进行资金融通拆借，天天像踩翻了田鸡篓，但这恰好反映了浦东分行业务的飞速发展。据统计，1990年到1994年，浦东分行年均存、贷款增长率分别达到71％和50％，几乎月月都有工行贷款支持的大项目开工，令人倍感兴奋，我们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当时，我们为了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从工行外地分行引进了陈伟民、葛士尧等一批处级干部，从高校毕业生中招聘了侯福宁、刘济南、徐力、张晓琪等二十多名研究生、大学生。这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那时银行业务比较简单，银行业内部有些观点认为招聘银行员工还是中专、职校，甚至高中生实用，招收研究生、大学生过于超前，也难以稳定这批“高精尖”人才。为了稳住这批人才，我们培育关爱双管齐下，一方面把他们推到第一线岗位上锻炼；另一方面关心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分行创建几年后，我们逐步积累了一些财力，便在浦东花木地区买了些住宅分配给他们。浦东分行用人力度大，青年人成长也快。比如侯福宁，他读复旦研究生时是系团委书记，进入浦东分行后经历外资企业信贷科长和支行行长岗位锻炼后迅速成长，成为当时浦东分行的骨干，后来当过上海银行副行长、上海农商银行行长，现在担任上海华瑞银行董事长。比如徐力，现任上海农商行的董事长。比如刘济南，现任上海银行副行长；张晓琪，现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等等，他们大多成为上海金融界的栋梁之材。
1997年6月，短暂离开工行的我重返工行上海市分行任行长，那时浦东分行的发展已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浦东分行办公楼太小且偏离陆家嘴金融中心区，已成为发展的瓶颈。于是，我建议让浦东分行搬迁到即将落成的工行上海市分行在浦东的新办公大楼，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分行副行长、浦东分行行长吉晓辉的赞成。但在设计具体方案时，我们发现两个分行（上海市分行和浦东分行）分别管理20家和8家支行，内部处室加起来40来个，机构臃肿重叠。我们就思考当上海市分行总部搬迁浦东新区后，是否可以撤销上海市分行—浦东分行—支行的多级模式，采取更加扁平的管理架构，由上海市分行直接与浦东新区对接，直接管理浦东的支行。吉晓辉同志积极支持党委的意见，并主动承担起这一重组重任。浦东分行的干部觉悟也很高，都接受了分行党委的安排。很快，浦东分行原8家支行合并成3家支行，归上海分行直接管理，浦东分行班子成员或回市分行机关工作或充实到支行力量中。
这次重组也引起浦东新区政府的关注。新区领导周禹鹏同志专门打电话问起这件事。我告诉他工行上海市分行将分行总部迁入浦东，表明了工商银行支持浦东开发的决心，工行一定会为浦东开发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9年我离沪去北京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常会回忆起工商银行浦东分行开办初期的往事。那真的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每个人都奋发向上，忘我工作；敢为人先，敢于改革；尊重实践、尊重首创。大家都在没日没夜地工作，我自己经常劳累一天下了班，疲劳到了极点，回到家就躺在床上，半个小时动都不动，但又感觉到异常欣喜。欣喜地看到浦东新区天天在变化，看到浦东分行天天在成长，听到银行夜校琅琅的读书声，感受到银行员工天天在进步。浦东开发最初几年在浦东的工作生涯，成为我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来源：《奇迹：浦东早期开发亲历者说（1990—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