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布了“30·60”目标后,碳中和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各行业也都进入碳中和时代。在金融领域，绿色金融作为新兴领域如何布局？世界级绿色金融中心又该如何布局。经济学家圈近期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
经济学家圈：在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绿色发展备受瞩目，今年好似一个“绿色之年”，各个领域都在讲绿色转型。您能否从金融的视角谈谈您的看法？
盛松成：在金融领域，和绿色发展最直接相关的就是绿色金融了。绿色金融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而展开的经济活动，在我国主要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事实上，在我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之前，绿色金融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而在30、60目标下，可以说，绿色金融正在从一个广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成为近在眼前的现实推进。去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提出“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今年以来我国央行在绿色金融领域也提出了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目前我国已将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纳入央行贷款便利的合格抵押品的范围，并且将创立支持碳减排的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更多资金。
经济学家圈：目前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盛松成：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是比较迅速的，规模也已全球领先。中国正在从绿色发展的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作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最大投资国、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拥有世界上1/3的太阳能发电厂和风力涡轮机，而世界上所有的乘用电动汽车中有一半行驶在中国的公路上。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800%以上，欧盟和美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仅分别增长了230%和160%。截至2020年末，中国21家主要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超12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一，且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欧洲主要国家的绿色及ESG信贷规模总和约为7千亿元人民币。同时，中国绿色债券存量达到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约占全球债券发行总规模的20%（2019年），发行量呈两位数增长。
国内绿色金融产品也在不断创新。2019年中国第一只贴标绿色市政专项债券发行。今年5月，国内首批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成功发行，发行金额合计73亿元。后者是交易商协会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的，将债券条款与发行人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通过债券结构设计激励发行人制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满足各类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的融资需求。
当然，目前我国绿色发展仍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所以绿色金融市场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据《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20）》， 2019年我国新增绿色金融需求为2.048万亿元，但2019年新增绿色资金供给只有1.43万亿元，缺口0.618万亿元。红杉中国的测算结果表明，2021-2060年，我国绿色投资年均缺口约3.84万亿元，其中，2021-2030年平均缺口约2.7万亿元，2031-2060年平均缺口约4.1万亿元，碳达峰以后资金缺口将明显扩大。
经济学家圈：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绿色金融都将在支持我国经济绿色转型方面发挥较大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支。那么上海作为国际主要金融中心，是否也应在绿色金融领域有所布局？
盛松成：的确如此。我认为绿色金融能够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的发展方向。一是绿色金融将提供体量巨大的增量资产。二是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迅速，规模全球领先，人民币资产有望在绿色金融领域抢占先机。
上海已在2020年以高标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确立了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位。在最新一期（2021年3月第29期，每半年一期）GFCI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上海继续名列第3 。后2020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需要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并在支持国家战略、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绿色金融是一个重要抓手。
我相信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对金融体系的重塑也将是深刻的。例如，随着碳排放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并纳入较多行业，碳价会影响各类资产的价格，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也将日益突出。绿色金融将丰富金融产品并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为推动绿色融资而可能出台的激励措施，如绿色资产在银行风险资本计算中的权重设置等，都涉及到“绿色溢价”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
此外，人民币计价的绿色金融资产能为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发挥积极作用，并为持有人民币的国内外居民提供投资渠道。据《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20）》，目前境外市场发行的绿色债券中，超过四分之三以美元计价，其次是欧元（占比12%），再次是人民币（8%）和港币（4%）。在碳中和目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驱动下，预计未来人民币计价的绿色资产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学家圈：在您看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定位应是怎样的？
盛松成：我认为上海应致力于成为世界级绿色金融中心。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目前国内有包括上海在内的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这是从2011年10月开始的。当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粤港澳大湾区也开始布局绿色金融。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该《纲要》支持香港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中心，建设国际认可的绿色债券认证机构；支持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支持其他重点
城市如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绿色金融平台；以及加强深圳与香港在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上海发展绿色金融应有更高的定位，即定位于世界级的绿色金融中心，而不仅仅是服务于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家圈：上海建设绿色金融中心有哪些优势呢？
盛松成：首先，上海自身的绿色发展取得了较好成绩。2020年，上海市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4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别较2015年削减68.1%、38.1%、46.6%和28.2%，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减排目标。“十三五”期间，上海煤炭消费总量占一次能源比重从37%下降到31%上下，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17%，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36.4万辆，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推广力度全国领先。
第二，上海“十四五”期间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绿色赋能的布局与绿色金融相得益彰。上海“十四五”规划中，把降碳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将持续推动能源、工业、交通和农业等“四大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低碳环保产业，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着力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等一批绿色发展新高地。绿色金融必将在支持上海经济转型、深化推进长三角绿色发展区域协同的过程中获得长远发展。
第三，上海各项金融要素齐全，有利于基于绿色金融资产发展期货、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盘活绿色资产，不存在绿色金融需求方面的“天花板”。上海与香港、伦敦等主要金融中心的互联互通，增加了这一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可作为我国碳交易的对外纽带。上海还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其跨境人民币收支占据全国跨境人民币支付的半壁江山，同时，境外的市场主体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也主要分布在上海。
经济学家圈：能否分享一些您对上海发展绿色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议？
盛松成：第一，推动绿色金融政策的完善，参与制定国际统一、互认的绿色行业和绿色资产标准和定义，促进国内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的融合。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使用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差异，逐步弥合这些差异可以提高我国绿色债券的国际认可度。
第二，扩展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加速构建绿色金融产品交易平台，探索与碳交易的联动。相对于行政手段，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具有全社会减排成本较低、能够为企业减排提供灵活选择等优势，与碳交易挂钩也符合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市场规律。前不久，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发布《关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事项的公告》，就不同类型交易的涨跌幅限制、交易时段等作出规定。目前上述交易制度提供的还只是单向竞买功能，即交易主体向交易机构提出卖出申请，交易机构发布竞价公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按照规定报价，在约定时间内通过交易系统成交，这与股市中的连续竞价、集中撮合交易等方式不同，单向竞买的市场流动性可能受到一定影响。可以看到，我国碳交易及其定价机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海应在中国碳金融体系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创新手段，改善绿色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加速绿色金融资产的高效流转和交易。
第三，加强境内外绿色合作。一是在绿色金融投融资方面引入国际资金和境外投资者。二是充分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丰富绿色金融基础资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单位GDP能耗、木材和物质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等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0% 以上，单位GDP 钢材、水泥、有色金属、水和臭氧层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或两倍以上。三是在严格监管金融套利的基础上，在绿色金融领域推进我国资本账户双向开放。
第四，还应该鼓励“绿色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股权投资往往是技术革新的主要资金来源，将为碳中和技术创新提供有力保障。突破性技术，例如碳捕获与封存技术、促进节能减排的新材料技术等，在加速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同时，还有助于减少碳排放权价格上涨带给我国的经济压力，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直接经济成本，以及碳关税削弱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等间接成本。
经济学家圈：在推进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盛松成：绿色转型发展给金融业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我主要想谈谈两方面，一是转型风险，二是监管套利。
对于高碳行业来说，未来碳排放约束将明显增强，因而转型风险上升，并且这可能进一步引发信用风险。根据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对煤电企业贷款的转型风险进行的测算，未来十年，如果充分考虑需求下降、价格竞争、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中国样本煤电企业的当年违约概率将在2030年上升到22%左右。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供贷款时需要审慎评估。推进绿色转型也应把握好节奏，避免出现大面积的违约风险。
推进绿色金融也可能面临监管套利问题。例如，企业为了达到发行绿色债券融资的要求，只将绿色绩效作为一种短期激励，或是在以环保为名的形象广告上投入可观的资金或时间，而非将资源投注在实际的环保实务中。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金融机构。银行在资产端发放绿色信贷，在负债端可以发行绿色金融债。那么这些绿色金融债能否充分用于绿色资产投资，也需要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予以关注。对此，需要加强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信息披露，建立绿色金融数据库，加强绿色数据收集和应用，完善数据的认证、评级、监控流程等。
本文来源：经济学家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