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发起主办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评价指数（首期）发布暨“2021中欧资产管理论坛上，多位来自不同类型资管机构的业界专家汇聚一堂，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政策研究院院长何海峰、保德信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孙昊、PIMCO（品浩海外投资基金）中国区总经理周玲玲、上海国际信托副总经理兼合规总监邹俪、瑞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中国区产品主管黄吟雁，共同探讨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国际经验与上海路径。以下内容根据专家发言整理而成。

评价指数对资管业界很有帮助

孙昊：从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的角度来说，编制发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评价指数主要有两个意义。一是可以通过指数来比较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市场，为配置公司资源提供参考。特别是在亚洲，会倾向于比较上海、新加坡、香港这些资管中心未来潜在的机会。二是纵向来看，通过指数历年的变化，可以掌握一些细分市场的发展趋势，如养老金和保险资管，进而针对这些领域的变化配置资源、设计产品、提高服务能力。

周玲玲：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PIMCO得益于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建设的各种开放措施于2019年落户上海，一路见证了上海初步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过程。现在发布评价指数恰逢其时，因为经过近些年的积累，不少外资机构已落户上海。评价指数对PIMCO中国区的工作帮助也很大。因为中国区的长期工作就是跟总部讲中国市场及中国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生态链。评价指数的很多定量指标可以用来介绍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整体状况，以及在每一个细分指标上和其他成熟市场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差距，这会有利于制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作为全球性的资管机构，PIMCO在很多成熟市场都有办公室，后续可以在经验分享、促进本地机构跟海外机构交流方面提供帮助。PIMCO中国得益于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也希望把上海建设得更好。只有上海排到前5名，中国区在总部才有话语权。

邹俪：40年前，上海信托作为中国当时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接入了国际市场。从业到现在，这个指标的发布首次将上海定位到全球资管市场的格局中，使所有上海的资管从业者，尤其是内资资管从业者了解到国际对标情况。内资机构在走出去跟国外投资者打交道的时候，需要国家整体的推动宣传。评价指数的发布会让更多国际机构投资者、研究机构、媒体等更多地关注上海资管行业的发展，对我们拓展国际业务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几年信托面临着非常大的调整，总体基调是非标转标，朝标准化的产品重新定位。评价指数设计得既科学又国际化，这给整个信托行业，包括68家信托公司、20万亿的信托资产转型提供了方向和参照系。甚至还可以弯道超车、后来居上，因为指标体系里面有一些前瞻性的亮点，如ESG投资，以及国际资管巨头比较重视的被动投资，这些都可以作为信托未来转型的方向。

黄吟雁：瑞银集团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有30多年了，瑞银资管在23个市场有办公地点。中国对瑞银集团、瑞银资管都是战略重点，但是中国也和其他的发达国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评价指数的发布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我们希望它能够被翻成英文，以便从指数的分项里面跟集团讲哪些是挑战，哪些是中国市场特有的长处，如何利用这些长处。首期指数的前10名里有4个是亚洲的城市，先不说上海成为国际总部所在地，是不是第一步能成为亚洲总部所在地？这样就能把上海的地位在亚洲内提高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外资机构助力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建设

孙昊：外资资管机构可以在多方面助力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建设。一是尽职尽责做好受托责任，这是基本要求；二是适时根据市场需要，加快发展在中国市场上的机构设置，包括人员配置、在资产配置里面更多地选择中国资产；三是要跟监管和行业协会密切配合，分享我们在国际上有过的经验，甚至是教训，来帮助国内的监管和行业协会完善相关的规则、法律，来提升法制化和国际化；四是认真践行ESG投资理念和程序，在中国市场上做推进，这在眼下是非常重要的；五是通过跟国内机构的合作，提供投资者教育，使市场更加成熟。

周玲玲：在内资和外资负责人坐下来交流、分享的过程当中，本地资管机构可以看到全球整个行业趋势，外资机构则要从本地的行业领袖身上学习，怎么开展本地化业务。这会带来人才的交流和提升。现在大家都在扩大招聘，有很多人才加入外资机构，过几年这些人才又可能进入本地机构负责他们的国际化业务，从而带来人才的双向流动和发展，这是外资机构可以给中国市场带来的价值。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券投资基金，PIMCO也在问自己对中国市场独特的意义在哪里？从股票投资上来看，国内外市场的共性是很多的，但是如果从债券投资上来看，国内信评体系的建设、整个债券交易市场的建设，国内外的差异比较大。PIMCO希望能把全球经验带到中国的债券市场，帮助中国的债券市场更好的跟国际市场接轨。

黄吟雁：首要的是把中国的资产介绍给海外投资人，这样才有更多资金流入到中国市场。接触中国市场有多种不同的渠道，海外的投资者教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瑞银资管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与之对应的就是把海外的产品介绍给中国的投资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市场对于一些国际资管机构更重要，是因为海外资管产品在日本的销量是非常可观的，相比在中国投资海外的渠道刚刚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把海外相对复杂的资管产品介绍给国内的投资者，是我们的使命。现在还有很多外资投资机构没有进来，对于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机构来说，怎样和当地政府、协会、同业沟通，怎样在保持中国主体独立运营的基础上，和集团总部沟通，真正发挥协同效应，对还在观望或者是即将进来的国际资产管理公司来说，有比较大的借鉴意义。

上海资管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

孙昊：实际上中国市场具有长期的系统性高回报，这是全世界任何其他市场都没有的。国债收益率加上任何的风险价差、流动性价差、信用价差、期限价差，这些风险调整后的预期回报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都会高于全球其他市场。因此我们会结合这个特点，设计一些产品，将中国市场作为非常重要的资产配置，提供给全球投资者。此外，中国还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每当我们跟包括银行、第三方在内的分销机构谈产品偏好的时候，发现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里面的领先产品都可以在中国市场找到它的目标客户。只要把产品做的好，在中国不愁追捧的投资者。所以产品发展要结合整个公司的优势，我们是保险系的资产管理公司，在保险资管和养老金这些长久期的产品方面比其他机构更有优势。

何海峰：我想三类产品有机会，一是REITs，包括房地产REITs，二是养老产品。今年上半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初步看不太好，我国人口会提前停止增长，养老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三个是绿色产品。

周玲玲：在资管产品的设计里，产生超额收益是基本追求。受资管新规影响最大的是固收领域的产品，打破刚兑对强调以主动投资管理给客户创造收益的公司有很大的好处。过去PIMCO一直徘徊在中国市场的外延，一直在观察。因为PIMCO的旗舰产品只有年化5%、6%的回报，但是国内的信托产品一年轻轻松松6%的回报。当固定收益市场回归到主动管理、回归到净值型，PIMCO就能在本地找到更好的发展空间。我们现在也在积极跟本地的金融同业们联系交流合作，讨论共同设计产品、合作发行产品的可行性。

邹俪：在资管子行业中，资管新规对信托的影响是最深切的。现在银行理财是横盘、公募在奔跑、而信托在急剧压降。既然资管新规把各类资产机构的游戏规则全部拉齐了，接下来各类资管机构本身究竟是一个理财还是保险，是信托还是基金，其实并不重要了，因为背后的底层资产是类似的。所以接下来中国的资管市场会进入品牌化竞争的时代。这个资管机构不是看你是谁监管的，也不是完全看你股东是谁，而是看你的资产管理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英雄不论出身，只要提供好的产品，让客户长期有增值，大家就会认同。作为信托公司，可能FOF是我们推进的方向。因为通过直销长期积累了一大批高端客户，现在就为这类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精选整个市场上最专业的资管机构的产品，并从风险收益角度做一个组合。实际上我们在4年前已经推出FOF产品，经过这几年的运作，产品的回撤非常小，收益非常不错，不亚于非标的固定收益，得到非常好的市场认同，这也是接下来的转型方向。

黄吟雁：资管新规的出现消除了各个不同监管之间的套利，这对于有国际背景的资产管理机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的合规风控非常严。所有产品回归本源，就是看投资绩效、看资产配置、看研究。大家在同一起跑线，对国际资产管理公司会更友好一些，因为我们的产品设计相对比较好。现在面临的挑战更多是跨境类产品。中国最近有很多新的法律法规出现，要投到海外去，怎么和海外监管框架达成一致、互通有无，这是我们作为国际机构的优势，但也是面临的一大挑战。相信随着法律法规更细致、更深入、更有可操作性，这些挑战也会慢慢被解决。

2022年全球ESG市场发展趋势

孙昊：全球ESG市场欧洲起步比较早，发展比较快，然后是美国。这两年中国政府在监管方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2022年ESG投资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主题。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ESG风险可能都要重新评估，在此基础上，会有正确的估价也有错误的估价，从而为主动投资者创造回报的机会。2022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后疫情时期，全球加快了变革性的技术，某些行业加速发展，还有些行业则不可能再回到以前，这种变化对投资者来说也是需要关注的，可能好的企业会更好，坏的有可能更坏。第三个变化是新技术在投资中的应用，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可能都会体现在资产里面，为我们提供一些机会。在中国市场上，我们还特别关注气候变化，因为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为了气候变化，会有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包括REITs、节能领域等，还有在碳交易领域，高消费碳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低消费碳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都给我们提供了创造良好投资回报的机会。

何海峰：ESG的E，包含两大因素，一个是气候，一个是环境。气候跟天气、气象等等有关系，但是单个国家、单个地区对气候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气候是全球的公共产品，而环境不一样。环境和资源、人口联系在一块，具有国别的资源禀赋，所以中国在习总书记提出“3060”的时候，尽管很坚决，但是始终强调“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具体到ESG的产品，气候中有风险管理、有大的不可识别的风险事件，环境上联合国也推出了很多可持续发展的规则等等。现在这种大数据、全样本的条件为精算提供了一种可能，使保险领域能够发挥优势。我觉得单就ESG的E而言，应该从气候环境、从国际国内、再结合中国机构的投研能力，去设计、开发和交易相关的产品。

周玲玲：ESG是今年全球行业的热议，但在亚洲的普及度比较低。大家现在关注的还是E，而S和G以什么样的方式植入交易策略，各家公司还在推进的过程当中。ESG在股票领域的普及更早更深入，在债券领域关注度非常高，但是普及度和渗透率还不高。对投资人来讲，这么多的资金、这么高的关注度，可能让这个市场靠ESG带来溢价，就会带来价格方面的劣势，这就需要有很强的主动投资管理能力。2020年ESG市场规模是2.2万亿美金，到2025年可能会增长到6.5万亿美金，有这么大的持续规模增长及后续资金涌入，ESG可能长时间存在溢价，这是没有办法规避的。就全球资管的趋势而言，我们更多地关注，在低利率的环境中难以找到收益，这时候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在投资端的优势就会凸显。同时，因为相对收益比较低，客户就会觉得管理费高了，所以资产管理收入端存在压力，这时候需要各个管理人不断询问自己真正的核心价值在哪里。这其实就回到了第一点，如何寻找更高回报的市场，如何在那些市场发掘公司主动投资管理的能力。PIMCO也会转向一些另类投资，在疫情期间，母公司把原有的地产基金并入到PIMCO旗下，现在单纯从另类资产的规模上来看已有1800亿美金，是非常大的另类资产管理人。此外，大家普遍是关注QDII LP，一直忽略了QFII LP也是很大的参与者，能够帮助海外投资人进入国内的另类市场寻找投资机会。虽然关注度不够，但从规模上来看还是可观的。

邹俪：ESG肯定是长期需要去重点投入的方向。目前国内的公司在ESG底层数据的披露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他们首先得要有意识，然后要有这样的意愿，还有就是因为它涵盖的指标非常多，是非精准的财务数据，整个社会也没有这样一套规范，它到底是怎么披露，它是不是选择性披露，都没有确定。上海信托在投每一家公司的时候都做两次尽职调查，但是如果只是在办公室里看报表，或者到网上查数据，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中国的ESG投资当前最迫切的是把基础设施、大数据的体系还有规范建立起来，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黄吟雁：ESG是一个长期的策略，瑞银资管的目标是到2025年25%管理的资产要属于ESG管理的标准。现在欧洲已经有了强制标准，在符合ESG的产品里面还细分是被动符合ESG，还是主动做一些倡导性的工作。但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还在研究ESG产品标准的制定。比如，有些国家和地区引进了一些离岸产品，当地有一套ESG体系，而引进的离岸产品有另外一套ESG体系，怎样在销售的市场能够称这个产品是ESG呢？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正在探讨和观察的问题。但是我并不质疑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希望在中国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制定的ESG标准，可以跟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标准融合，为我国未来引入离岸基金做准备。

上海资管中心建设的“当务之急”

孙昊：上海资管中心建设要抓紧在三方面务实推进。一是法制化。国际资产管理公司不太相信所谓的“明星”，而是相信规则和程序，比如资管新规。取消刚兑以后，信用风险价差怎么定？非标资产的流动性差，应该用多少流动性溢价弥补？在另类市场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都要重新考虑。二是跨境信息共享。中国市场上很多硬件（包括清算、交易系统）都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希望给中国市场带入更多最新的信息，这是外资机构在不同的政府交流会上反复提到的。三是培育人才。实际上在国际化、法制化加强以后，市场本身可以孕育出无穷多的人才。为什么西方能够有很好的投资管理人，不是中国没有，而是这个市场孕育不出来这样的人。我们现在跟国内私募基金接触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天才型的人才，专注于投资。希望中国的市场未来可以培育出更多这样的人才。

何海峰：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最紧要的事情是加快制度型开放，不完全是制度开放，是制度型开放。比如规则和标准的统一，制度包括了政策，也包括了法律和技术。只有制度型的开放，投研能力、产品设计能力才能上来，软硬基础设施才能匹配。

周玲玲：建议政府包括监管部门在给外资机构国民待遇的时候充分考虑差异性特征。因为已有的很多法规制定的主要驱动或者主要考虑因素是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状况，而外资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是难以做到。上海要建设全球资管中心，在接下来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需要考虑国际机构的特征，大家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邹俪：作为全球资管中心的中国代表，希望国家层面能给上海更多实质性的政策，比如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理财通等新政策。期待在上海能在某些资管领域先行先试，一些其他国际资管机构能做的，内资机构也能做。

黄吟雁：希望未来有“可预期的监管，更开放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