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20年前“一锤定音”，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借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机遇，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先后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实现了“涅槃重生”。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在规模、效益与质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金融业迅速在全球崛起，并迈入发展的新时期和新阶段。

近日，《金融时报》记者就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历程，对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教授进行了专访。作为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如何评价这场“输不起的改革”？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时代潮流，商业银行又该如何走好未来的改革之路？

《金融时报》记者：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呈现怎样的状况？国有银行在这个背景下进行股份制改革具有哪些必要性？　　

姜建清：回顾20年前，银行作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间接金融体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由于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不良贷款率上升、资产质量下降问题严重，中国的银行业被西方认为“技术上已经破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系统解决金融风险问题。国内各界对加快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广泛共识。但是对于沉疴已久的国有银行的症结究竟何在，以及能不能对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制度实施股份制改革的问题，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广泛的质疑。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争议类同，国有银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而是有着更为本质上的体制机制问题。

要引领国有银行朝着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走得更远、更踏实，还需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党的十五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出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的重大决策，决定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过渡期的时间，背水一战，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体制问题和不良资产高企、竞争力低下问题，直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外资竞争。

《金融时报》记者：在当时的背景下，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难点是什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改革带来了怎样的机遇？

姜建清：国有银行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过程相当艰辛，难的不是产品、服务、技术和管理工具等方面的创新，真正难的是制度创新。

面对当时国家财政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承担国有银行改革巨额成本的现状，于是创造性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央行资产负债表，利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大型银行进行注资，并通过国有大型银行自身核销和市场化剥离相结合的方式处置巨额不良资产，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及公开发行上市，优化银行股权结构，构建起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建立起严密有效的风险内控、科学规范的考评体系、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等，大型银行不仅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嬗变。

在操作时机的选择上，改革抓住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间窗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02年至2011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而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正是发生在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期。10年间，中国年平均增速为10.7%，高于改革开放40年来年平均增速（9.7%）1个百分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这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和治理结构的市场化再造营造了宽松而有利的宏观环境，这是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得以顺利完成的基础。

《金融时报》记者：到2009年，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全部完成了股份制改造。“重生”之后，中国银行业迎来了怎样的发展？

姜建清：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全部成功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实现了由国有独资银行向国际公众公司的嬗变，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中国金融业迅速在全球崛起，成功追赶并超越国际先进银行进入世界前列；金融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建立，为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打下稳定的基础，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走出去”战略。商业银行构建起市场化的经营目标与机制，建立并完善了风险自担的风险内控机制以及自负盈亏的资本和成本约束机制，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持续优良和稳定。

中国大型银行通过改革后的发展成果，全部覆盖了改革成本。股份制改革不仅帮助商业银行实现了脱困和消弭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更巩固了商业银行在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

一是实现从质量洼地到质量高地的转变。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股改前的20%多下降至2020年的1.92%，拨备覆盖率从不到20%提升至182%。二是实现从行政约束到资本约束的转变。资本成为约束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新载体和新工具，实现了约束方式由行政指令向市场规则的转变，由外部刚性向内部刚性转化。三是实现从规模导向到盈利导向的转变，发展模式从追求量的扩张转向追求质效的提升。四是实现了从单极支撑到多元驱动的转变。降低了商业银行盈利的周期性波动，增强了盈利和业绩表现的稳定性。五是实现了从本土经营到全球拓展的转变。中国商业银行在境外共计设立了超1200家机构，基本构建起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境外网络布局，境外盈利贡献总体提高。六是实现了从位居中游到全球领跑的转变。目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资本、盈利规模跃居世界前10强，交通银行资本、盈利规模也位居前20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跃居“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排行榜”前十位。除商业银行直接创造的财务效益外，包括不良资产核销和处置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更是“一把钥匙开两把锁”，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卸重负、去杠杆和大量处理了“僵尸企业”。

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夯实了银行的经济“造血”功能和金融体系“稳定器”的职能，为中国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金融时报》记者：2005年，工商银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革。您作为工行股改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难题？您是如何解决的？

姜建清：1999年，工商银行按五级分类计算的不良贷款率高达47.5%，此外还有巨额的财务负担。这成为工商银行改制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当时，我们决定开展资产质量攻坚战，持续提高资产质量。我提出了“疏导、堵漏、清淤、综合治理”的方案。“疏导”是调整信贷投向。就是要找到新的、大容量的优质信贷市场，找到足够大的资金池来容纳新增的信贷，要基本保证新池子里是“一汪净水”。我们确立了新的信贷政策，大踏步开拓新的信贷市场，如个人消费贷款、票据融资、基建贷款和优质公司、新型企业的贷款。此外，我们狠抓风险治理，清理不良贷款，在加强制度控制和人的管理之外，强化科技系统对风险管理的硬控制。实现前、中、后台全流程的系统化管理。信贷之路越走越宽广，信贷风险率迅速下降。

《金融时报》记者：您曾提到“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 改革依旧任重而道远。在您看来，当前银行业发展中又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未来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姜建清：中国的金融改革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但改革仍然在路上。展望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大型商业银行还需作出更大的贡献，将致力于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

首先，要深入研究统筹支持实体经济与推动金融创新的关系。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互利共赢。要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其次，坚定不移抓好风险管理，成为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决定性砝码。截至2020年末，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为320万亿元人民币，远超全球银行同业。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要加强金融监管，提升监管效率和效能，确保不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风险；要深化金融改革，提升资金配置效率，逐步改变高杠杆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保持资产质量稳定，实现中国金融高质量转型发展。

再次，综合化、数据化、国际化改革还在路上。全球金融业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金融业综合化、数据化、国际化的大趋势。要深入推进银行业的改革，统筹应用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顺应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趋势，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顺应互联网信息革命的大潮，深入推进数据化银行建设。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附:

姜建清教授在2000年至2016年间连续掌舵工商银行16年。他有逾40年管理金融机构的经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和上海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现上海银行）。

姜建清教授是深受国际社会认可的、在全球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领袖之一。曾先后多年担任国际货币会议（IMC）董事会成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商务理事会（WEF/IBC）成员及联席主席、国际金融协会（IIF）董事会成员、新加坡金管局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银行业协会主席等荣誉职务。

姜建清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对银行业的经营管理、银行理论和实践创新、金融行业历史等方面进行了有着深入的研究。出版多部金融著作，并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上百篇。

本文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