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避免疫情冲击的影响长期化十分重要，也就是要高度关注市场主体的生存问题，改善预期、提振内需，避免疫情对我国制造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并严防疫情再次反弹，尽早实现复工复产、落实“六稳”“六保”。在此前提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落实、货币政策须有效配合财政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全力支持经济恢复和发展，那么下半年我国经济将明显好于上半年。

本轮疫情波及范围较广。4月受疫情冲击较严重地区（即累计新增感染数超过1000例）的GDP合计占全国比重高达55.1%（2016—2021年均值）。部分地区疫情还会延续到5月，需予以重视。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继续回落，降至47.4%，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持续跌至41.9%，分别低于上月2.1和6.5个百分点，均继续低于荣枯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面放缓，大型企业PMI为48.1%，比上月下降3.2个百分点；中、小企业PMI分别为47.5%和45.6%，均比上月下降1.0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最为困难，大型企业的PMI不仅跌破荣枯线，而且回落幅度最大。从细分指数看，生产和新订单均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分别比上月下降5.1和6.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明显下降，市场需求继续走低；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创2020年3月以来的低点，较上月回落9.3个百分点至37.2%，表明供应链亟须疏通；产成品库存指数为50.3%，处于高位，反映企业产成品销售不畅、库存积压严重。

应高度关注本轮疫情 对制造业的趋势性影响

受本轮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上海、深圳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核心城市，是我国内外循环的重要枢纽。以上海为例，疫情管控措施对上海口岸集疏运能力形成制约，而上海周边的江苏昆山、苏州都是制造重地，经济影响甚广，这意味着疫情带来的外溢也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对供应链的影响。疫情不仅具有区域外溢效应，而且有时间递延效应。若供应链停摆时间过长，将至少产生两个危害：一是众多小微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二是全球供应链可能加速调整。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的竞争优势。

例如，上海、广东、吉林为我国汽车工业核心地区，2020年上述三个地区汽车产量占我国汽车总产量的33%，乘用车销量占我国汽车总销量的15%。由于疫情，一些位于吉林、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供应链厂商陆续停产，复工复产仍面临不少困难。主要企业停工反过来会加剧供应链断裂风险，影响其生产网络中的诸多小微供应商。截至2020年底，在上海50万企业法人中，私营企业占比近80%，其中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作为中国制造网络的毛细血管，中小企业的生命线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是息息相关的。

根据《上海证券报》对667家上市公司疫情影响调查结果，约92%的企业表示疫情对公司产生影响，其中37.18%的企业表示已产生很大影响。72.42%的企业反映疫情致使公司“物流受阻，供应链断裂”；62.82%的企业存在“人员流动受限，生产研发销售滞后”；另外有32.23%的企业“因防疫需求，停工停产”；还有9.3%的企业已经出现“资金链紧张，周转困难”等情况。

我国出口在经历了前两年的高速增长后已出现趋势性回落，在全球供应链复苏的情况下，我国外需订单分流效应已有所显现。今年3月份中国大陆发往美国的集装箱出现22个月来首次下降，同比减少2％。同样占据较大出发地市场份额的韩国和越南，对美集装箱运输同比分别增长4%和11%。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中小企业转嫁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空间正受到挤压。目前CPI（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原材料价格走势并不同步。3月，PPI（Producer Price Index，生产价格指数）和CPI剪刀差虽有所缩减，但仍高达6.8个百分点。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贬值都将增加我国制造业企业成本，而本轮疫情的发生又对我国内需恢复造成影响。价格传导不畅、企业成本高企，我国制造业可能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制造业的外迁。自2021年以来，苹果公司持续增加其在印度的生产，产量份额已从2020年的1.3%增加至2021年的3.1%。上海制造业枢纽停摆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对中国制造带来不利影响。上海高端关键制造厂商工厂的数目远高于广东和深圳，是中国高端制造业最重要的枢纽，芯片产业规模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工业机器人也占国内的十分之一左右。

受疫情影响，3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5%，其中商品零售同比下降2.1%，餐饮收入同比下降16.4%。今年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自2020年8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剔除受本轮疫情冲击较大的汽车业后，社零增速同比仍下降3.0%。预计，4月份消费的下行程度会更大。

首先，从2020年武汉疫情后经济复苏的路径看，工业生产和投资在复工复产之后实现了典型的“V形”反弹，而消费是最慢的。2020年二季度，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速的拉动分别为4.79和0.43个百分点，大幅超过疫情前的3.32和-0.01个百分点。但是，消费依然是负增长，拖累GDP增速回落2.12个百分点，而疫情前其拉动GDP增速2.49个百分点，直到2021年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速的拉动才首次超过疫情前。

其次，消费恢复缓慢还与居民消费意愿减弱有关，这可能是本轮疫情发生后消费较难恢复的一个原因。疫情在武汉发生时，人们普遍将其视为短期冲击。随着疫情持续，不少市场主体面临生存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而失去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往往很难弥补。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年一季度的储户问卷调查结果，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比上季减少 1.0 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比上季增加 2.9 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比上季减少 1.9 个百分点，三者分别占 23.7%、54.7%和21.6%。3月份金融数据也反映了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意愿提高。今年前3个月，居民存款增量高达78200亿元，大幅高于往年同期的54900亿元（2017—2021年均值），而居民部门贷款仅增加12600亿元，而近5年的平均水平是18360亿元。

此外，房地产领域的下行也将在较大程度上拖累消费。我国房地产业原本就处于调整期。本轮疫情对于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复苏态势可能因此受阻（详见：盛松成，《疫情影响下实现今年GDP增速目标更须努力》，《上海证券报》，2022年4月8日）。而房地产业对其他行业的间接拉动作用较强，其中涉及很多的消费领域。2020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7.3%，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占城镇就业的比重也达到5.79%。我国房地产业与42个行业中的38个有关联，与之关联排名靠前的行业中，有不少是服务行业，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

04

预测疫情对二季度经济的总体影响

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不容小觑。从高频数据看，截至4月24日，电影观影人次已跌至2020年7月20日电影院恢复营业来的最低值，5月1日当周，电影观影人次回升至566.09万，但仍远低于去年同期的3019.83万。此外，国内航班大面积取消。截至5月4日，国内航班（不含港澳台）执行航班数仅为4917架次，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5967架次；取消航班数多达8848架次，而去年同期取消航班仅1385架次。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6亿人次，同比减少30.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646.8亿元，同比减少42.9%。由于疫情多地散发，各地防控政策收紧，对货车通行增加了更多限制，物流阻碍较为严重。截至4月30日，上海和吉林两地区整车货运流量指数分别跌至17和38的低位（基准值为100），原材料难以运入、产成品难以有效运出；而江苏整车货运流量指数4月份以来也始终不及全国整体水平。

我们对二季度经济增速作了三种情景分析：第一种情景为，若没有疫情情况下的经济增速较高、且疫情对全国经济冲击一般，部分封控省份四、五月份经济增量比正常情况下减少3%，预计二季度经济增速在3.2%左右；第二种情景为，若没有疫情情况下的经济增速平稳、疫情对全国经济冲击较大，部分封控省份四、五月份经济增量比正常情况下减少5%，则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2.1%左右；第三种情景为，若没有疫情情况下的经济增速平稳、疫情对全国经济冲击较为严重，部分封控省份四、五月份经济增量比正常情况下减少5%，并且长三角除上海外，整个二季度经济增量比正常情况下减少5%，则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跌破2%。我们认为第二种情况可能性较大，即二季度经济增速在2.1%左右，则上半年GDP增速预计在3.5%左右。

值得指出的是，现在预测全年经济增速比较困难，实际意义也有限。因为无论是政策，还是国内外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预计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政策会提前发力。下半年我国经济将明显好于上半年。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一是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并严防疫情再次反弹，尽早全面复工复产、落实“六稳”“六保”；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落实，货币政策有效配合财政政策，在防风险的前提下，全力支持经济恢复和发展；三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全社会范围内提振信心、改善预期。

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在毫不放松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落实有关政策措施。

第一，确保交通物流畅通，确保重点产业链和供应链、抗疫保供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转。例如，加快疏通产业链和供应链堵点，并通过有效防控疫情和扩大疫苗接种等多种手段，为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

第二，应坚持将基建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兼顾基建投资的直接效益和带动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局部效益和全局效益。

第三，在坚持房住不炒和风险防范的前提下，继续适度放松房地产调控。在资金供给方面适当延长房企去杠杆周期，如对于三道红线不达标的房地产企业，监管部门可以考虑按当前的指标维持6个月不上升的前提下继续提供贷款；继续适度放松需求端的限购、限售，适度下调房贷利率等，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灵活把握因城施策和全国统一政策的平衡；优化预售资金监管，在确保资金用途合理的前提下适当降低预售资金冻结比例，在一定行政区域内增加资金跨项目调配的便利性等；还可以考虑适当延迟贷款集中度管理的达标时间。

第四，将促进国内大循环和改善民生作为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出发点，促进线上、线下商业协调发展，从而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

第五，在全社会范围内提振信心、改善预期，这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政策出台前加强与市场沟通，政策颁布后积极宣传解释。先进的预期管理不仅有助于引导市场，也有利于及时掌握情况，洞察市场变化，完善政策实施。

第六，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加快落实，货币政策应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可更加注重数量型工具的使用，以积极配合财政政策、缓冲美联储紧缩的外溢效应和输入性通胀压力。预计本轮疫情过后，受短期供需关系的影响，物价可能面临上涨压力。一是输入性通胀压力可能因乌克兰危机而延续更长时间。二是下半年猪周期重回上行区间，也将推升物价。因此，还应高度重视民生关切。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