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服务业，中国制造业也正在经历疫情的强烈冲击。作为全国物流中心、制造中心、经济枢纽的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有多重要，疫情冲击的外溢影响就有多严重。一度，上海疫情导致多个领域的制造业生产按下“暂停键”，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子消费品等产业接连告急——这种情况在4月中下旬上海逐步启动复工复产之后有所缓解，但产业链的修复和制造业的回暖依然有待时日。

《中国企业家》：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可能影响全球供应链格局以及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在你看来，如何尽量减弱疫情的中长期影响？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目前涌现出很多企业自救措施，但是整体复苏还是需要配套政策的完善，你认为政策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发力？

为推动制造业全面复苏，需要在毫不放松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第一，确保交通物流畅通，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抗疫保供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地方政府应正确、完整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方针，各地在疫情防控的同时，应避免层层加码。第二，加大对企业经营的流动性支持。优先对受疫情冲击、货运物流阻碍、原材料价格上涨较严重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加大流动性支持力度，不抽贷、不断贷。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增信支持，续保续贷，可考虑暂时提高融资担保规模和担保风险容忍度，当制造业企业受疫情冲击较大无法履行偿还责任时，依法依约及时履行代偿责任。加快落实制造业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机制，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第三，优先落实对制造业领域的外贸企业的税费减免，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出口退税、留抵退税等。通过一次性退还制造业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并加大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力度，开启制造业小微企业税费缓缴的申请通道，缓解疫情冲击下外贸制造业企业生存压力，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信心。

《中国企业家》：你在5月9日发文提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主要在二季度，但有评论对此会更悲观一些，请问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影响这个判断结果的变量有哪些？

盛松成：这主要是根据新一轮疫情覆盖地区的严重程度和封控情况加以判断的。本轮疫情多点散发并且严重影响了我国核心城市，对经济冲击的外溢效应较为明显。4月受疫情冲击较严重地区（即累计新增感染数超过1000例）的GDP合计占全国比重高达55.1%（2016~2021年均值）。部分地区疫情已延续至5月，需予以重视。

我们对二季度经济增速作了三种情景分析：第一种情景为，若没有疫情情况下的经济增速较高、且疫情对全国经济冲击一般，那么除了全域封控的上海等地经济蒙受较大损失外，部分封控的省份4、5月份经济增量比正常情况下可能减少3%，预计全国二季度经济增速在3.2%左右；第二种情景为，若没有疫情情况下的经济增速平稳、疫情对全国经济冲击较大，部分封控省份4、5月份经济增量比正常情况下减少5%，则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2.1%左右；第三种情景为，若没有疫情情况下的经济增速平稳、疫情对全国经济冲击较为严重，部分封控省份4、5月份经济增量比正常情况下减少5%，并且长三角除上海外，整个二季度经济增量比正常情况下减少5%，则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跌破2%。我认为第二种情况可能性较大，即二季度经济增速在2.1%左右，则上半年GDP增速预计在3.5%左右。

这个预判基于这样一些前提：一是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并严防疫情再次反弹，尽早全面复工复产、落实“六稳”“六保”；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落实，货币政策有效配合财政政策，在防风险的前提下，全力支持经济恢复和发展；三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全社会范围内提振信心、改善预期。

根据我们对上半年的预测，从全年角度看，如果三季度经济增速能达到5.5%，四季度达到6%，全年的GDP还是有可能接近5%，因为疫情以后我们一定会全力发展经济。今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是增长5.5%左右，所以只要全年的GDP达到或接近5%，我认为就基本完成了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我们国家和美国的情况不同。无论发放现金还是消费券，都是从需求端直接提供补贴，这不宜作为我国提升消费的主要手段，因为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而且存在不少技术难题。比如，如果发现金，可能一部分会被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又比如，这些补贴应由中央政府来发放，还是地方来发放？有效拉动消费需要发放多少消费券？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财力支撑很大规模的消费券发放？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不同地区物价也有不少差异，合理安排现金补贴或消费券的额度也是不容易的。

我认为，提振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居民预期的改善和收入的提高。中国人特别勤劳，只要有工作机会，就会增加收入、提高消费。所以，要高度关注市场主体的生存问题，尽早实现复工复产、落实“六稳”“六保”。

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发展，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稳定市场预期，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保持一定经济增速对就业来说意义重大。按照以往经验，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190万到200万人的就业。若今年GDP增速能达到5%，那么基本可以保证我国失业率不会大幅提高。此外，也可以适当鼓励大学生创业，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大学生创新创业环境，增加创业风险补贴、商业保险费补贴等方式予以支持。

基建投资将成为今年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4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前两个月制造业投资虽然回暖，但容易受外需扰动，新一轮疫情暴发对我国制造业供应链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疫情的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就业和收入恢复缓慢，消费复苏尚需时日。与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相比，基建投资受到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只是局部地区的施工进度延误，不会面临前两者订单下降、现金流受阻等困境。而且基建投资的可控性较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推动经济企稳、改善市场预期。

基建投资资金是比较充裕的。今年前四个月，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共计发行13312亿元，占今年提前下达新增专项债限额1.46万亿元的91.2%，占全年3.65万亿元专项债额度的36.5%。近期，监管部门对专项债发行进度提出新要求，地方需在6月底前完成大部分2022年新增专项债的发行工作，在三季度完成剩余额度的发行。此外，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400亿元（去年为6100亿元）；加之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利润、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规模比去年扩大2万亿元以上，可用财力明显增加。

目前我国基建投资有不少项目储备。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且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农村人均公共设施投入仅为城镇的五分之一左右，应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和专项规划重点项目。

此外，需认识到基建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2014~2020年间城镇就业中，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占比均值达到7.14%，基础设施投资（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比均值为2.81%。基建投资不仅促进了城镇就业，也有效拉动了农村就业。

应正确认识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基建当然要讲究效益，但是基建的效益不能只看直接的效益，还要看它的带动效益；不能只看它的短期效益，还要看它的长期效益；不能只看它的局部效益，还要看它的全局效益。

早在2021年11月，我就发文明确提出，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底层逻辑已发生变化，房地产调控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不会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不会再通过房地产大幅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防风险，即防止房企之间的风险传染，以及房地产向金融的风险扩散；二是满足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三是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以防拖累经济。2020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7.3%。从城镇就业看，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占比达到5.79%。房地产业对其他行业的发展和整体就业的拉动也是非常突出的。

目前房地产领域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但行业仍处于调整期。当前房地产业风险的突出表现是债务危机和疫情风险相叠加。我认为，在坚持房住不炒和风险防范的前提下，房地产调控可适度继续放松。在资金供给方面适当延长房企去杠杆周期，如对于三道红线不达标的房地产企业，监管部门可以考虑按当前的指标维持6个月不上升的前提下继续提供贷款等；贷款集中度管理对于各银行的达标时间也可以考虑往后推迟半年或者一年。此外，继续从需求端边际放松是现实的举措。继续适度放松需求端的限购、限售、限贷及适度下调房贷利率等，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优化预售资金监管，在确保资金用途合理的前提下适当降低预售资金冻结比例，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资金可跨项目调配等。支持房地产项目收购，通过优质企业收购出险项目或困难企业，就能够将风险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5月20日最新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LPR）显示，1年期LPR为3.7%，与上月持平，5年期LPR为4.45%，较上月的4.6%下调15个基点。这是自LPR改革以来，5年期LPR创下的单次最大降幅。与企业贷款不同，个人住房贷款期限长，目前绝大多数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与5年期以上LPR挂钩，5年期LPR利率的调整为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地产调控过程中，各地应合理把握“因城施策”和全国统一政策的平衡。但热点城市政策放松仍需谨慎，要谨防2020年疫情过后市场迅速过热的情况再度发生。

《中国企业家》：将背景放到全球经济形势中，在当前美联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我国应采用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在加快落实。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我认为目前应更加注重数量型工具的使用。我们最近不仅降准，还降低了外汇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并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全力支持经济恢复发展。这些主要都是数量型调控工具。

我为什么强调目前要以数量型调控工具为主？首先，货币政策应该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比如前面提到的美联储紧缩，多少会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我国降低政策利率会使中美利差进一步倒挂，可能加大资本外流的压力。第二，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货币政策应有效配合财政政策。财政发债，主要购买者是金融机构，所以需要保持金融机构流动性合理充裕。第三个原因与物价有关。预计本轮疫情过后，受短期供需影响，物价可能面临上涨压力。一是输入性通胀压力可能因乌克兰危机而延续。二是下半年猪周期重回上行区间，也将推升物价。三是疫情后经济回暖，物价可能趋于上行。

盛松成：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了“稳物价”。我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比如原油，以及粮食中的玉米、大豆等。这些商品的价格最近一段时间都大幅上涨。

以前我国的通胀主要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而最近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体现为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较大。价格能否顺利向中下游传导，其他商品是否与之形成共振，才是决定通胀增速走势的关键。

4月份，受国内疫情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国CPI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2.1%，高于上月0.6个百分点。核心CPI比较平稳。4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我国核心CPI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说明内需仍然不足。疫情过后，需求端恢复可能快于供给端，因为复商复市、复工复产需要一个过程，供应可能短暂地出现一些缺口，推动物价上行。随着供应恢复和保供稳价取得成效，以及疫后经济复苏，物价可能保持温和上涨，与全年3%的目标相一致。

第二，美联储缩表、加息背景下，中美利差已经倒挂，资金可能外流，使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同时疫情也使我国经济受到冲击，贸易顺差收窄。4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3.9%，比3月份下降了10.8%。

我刚才说到了与其他货币相比，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相对较为滞后，也正因为如此，未来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很可能仍然存在。对企业来说，尽管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一部分出口企业，但是短期内汇率的大幅波动会对经济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目前产业链、供应链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情况下，进口原材料等更贵了，进一步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人民币大幅贬值提升了企业外币融资的成本，加大了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的难度。举例来说，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是我国房地产企业外债还债的高峰期，如果人民币贬值，企业就要用更多的人民币换成美元去还债。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我们不应该任其贬值，而应有所管理，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是中央反复强调的。